“全都记得。”特雷德尔说。
“可是，要是你看了他的信，你就会发现，他都成了对待各种重罪囚犯最慈爱的人了，”我说，“虽然我看不出他会把他的这种慈爱施加在别种人身上。”
特雷德尔把肩膀一耸，一点也没有觉得奇怪。我早已料到他会这样，所以我对此也就没有觉得奇怪；要不，那就是我对现实生活中的这类讽刺，见得太少了。我们把去参观的时间定下来，当晚我就给克里克尔先生写了封信。
我约定的那一天——我想就是第二天，不过这没有关系——特雷德尔和我，一起来到克里克尔先生当权的监狱。这是一座耗费巨资建成的坚固庞大建筑。在走近监狱大门时，我不禁想到，要是有个不识时务、想入非非的人提议，用这座监狱建筑费的一半，给青少年盖一所工读学校，或者给该得到救济的老人盖一座养老院，那这个国家里，就会发生怎样的叫嚣哇！
在一个结构宏伟、可以做巴别塔[1]底层的办公室里，有人带我们见到了我们的老校长；当时有一伙人正在那儿，其中有两三个治安官之类的忙人，还有一些他们带来的参观者。克里克尔先生接待我时的那副神态，好像我的聪明才智，都是他过去多年来培养起来的，他一向都对我关怀爱护备至。我把特雷德尔介绍给他时，他也摆出了同样的派头，只是在程度上低了一档，表示他一向是特雷德尔的导师、圣哲和朋友。我们这位尊严的老师比以前老多了，而在仪容方面并无改善。他的脸仍像以前那样红红的，眼睛仍像以前那样小小的，只是陷得更深了。我记忆中那稀疏、湿润的白发，几乎完全掉光了，他那秃脑袋上暴起的青筋，看起来一点也不比从前更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