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西汉、唐代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所得到的启示，以此作为制定基本国策和重大举措的指导原则之一，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出现了彪炳于史册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充分表明，西周、西汉、唐代之盛同总结历史经验之间，自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滋养着、推动着现实的发展。同时，我们注意到，与这一趋势相伴而行的，是史学的成长和发展。史学成为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主要纽带，是现实中的人们认识历史及其价值的主要路径。在这方面，清代史学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做了深刻的阐述。他对“资治”的底蕴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