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私”而促成了“公天下”之势，或曰以恶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这里已多多少少触及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他反对伦理秩序，指出《左传》中把“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视为“逆”是不对的，应以贤愚为标准，不应以贵贱、远近、新旧为标准：
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 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至败乱者， 固不乏焉。
这也是对所谓“圣经贤传”祸国思想的驳斥。
与柳宗元相交甚厚的刘禹锡，在历史观上也是明“天人之分”的，并进一步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重要观点。他说：“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天论》上）他承认历史政治的变革：
盖丰荒异政， 系乎时也；夷夏殊法，牵乎俗也。因时在乎善相， 因俗在乎便安， 虽俗方享安，扰荡析也。（（辩迹论））
则有以其弛张雄雌，惟变所适。古之贤而治者，称谓各异，非至党有二也，顾遭时不同尔。
他用药作譬喻：“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跪，明矣！”（《鉴药》）
他指出，为政得既有宣言又有实效：“民黯政颇，须理而后劝，斯实先声后也。民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则难在克终。操其柄者能审是理，稗先后终始之不失，斯诱民孔易也。”（《训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