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给我好脸看，但却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如果说它不愿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但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誉。根据事态发展将认为我上了自己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晓得，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致我所受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一部书，早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发表，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寻机挑衅——起码阻止一下该书在法国的出版。此书在法国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爱洛伊丝临终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父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辞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激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蜚语流言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