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荆公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行了好几百年，这种趋势，早就成功了。荆公虽能改变所试的东西，却不能禁止人家，不把这一种“言”，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研究。所以到后来，来应科举的人，仍旧都只会发“应科举的言”（王荆公是注重经义的，又颁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应科举的，就都只会说《三经新义》的话），荆公也叹息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隋唐时最高的科目。应这一科的人，非极有学问不可。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应，其科目遂成虚设。学究就是只会做帖经墨义的。——这是科举制度根本上的毛病。历代要想“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真人才”的人很多，所以终于失败，其原因都在于此。
既然以言取人，而这种“言”，又是个个人都会发的。于是看卷子的人，颇觉为难，就要找个易于去取的法子。于是有“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的议论。而且科举里头，要试诗赋；而大家又独看重试诗赋这一科；原是社会上崇尚文学的风气使然。这种风气未变，始终还是要影响到制度上。所以法行未几，就仍有改试诗赋之论。然而押牢了天下的人，都做诗赋，也是难的（大概南人长于诗赋，北人则否）；而诸科又猝不易复；于是前八二三年，元祐四年。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种；南渡后也沿其制。前七六九年，即绍兴十三年，曾并做一科。但到前七五一年，仍分为两科。两科既分之后，做诗赋的人多，专经的人少，这是“看重应诗赋科的进士”的风气，还没有变的社会里，当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