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9]。
这里说的忠、敬、文的关系，表明司马迁还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但他论“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而“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两两对比，天壤之别，只有大手笔才能为此。
西汉初年总结历史经验的活动，从刘邦、陆贾到贾谊、晁错，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参与了讨论，历时40多年。到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以其深刻的思考和见识，详尽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唐初政治家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规模上超出了西周初年，在自觉的程度上则高于西汉初年。唐高祖李渊认为，可以通过撰写前朝史“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20]。这就是说，通过撰述历史，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联系起来了。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21]。他深刻地感受到史书在总结、传递历史经验方面的作用，极为感慨地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2]显然，唐初的最高统治者是把总结历史经验同撰修前朝史结合起来，这是重视历史进而重视史学的表现。而魏徵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是把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教训同撰写《隋书》紧密结合起来。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亦可视为他在当时所发表的政论。他以隋朝的兴亡同秦朝的兴亡做比较，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23]这种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深刻地揭示出隋亡与秦亡的相似之处。唐初政治家们这种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思想及政治实践，不仅对唐代政治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唐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