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忘不了卢浩说的：“我父亲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诚，经过党和政府教育，被留任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院校任教。在极左年代，我父亲阴差阳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却从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儿时的别名。长大了，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坏蛋’，无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对此我从没后悔过，然而有人却连生活的权利都要从我这儿剥夺。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摇‘拨浪鼓’，我却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会跑台湾去。‘十年浩劫’结束了，我也由‘狗崽子’变成了与别人一样的可以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开放年份里，一切变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开始经商做小买卖，我学着也捣鼓起来，可刚一动手，背后的‘枪手’就来了。那年，队上分给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费。苦了快半辈子的人了，我也想学着大伙的样做起买卖。于是我到杭州边的一个地方进了1200双袜子，下午坐火车回义乌。那时车站上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便衣检查人员到处隐伏。我刚把200双一包的袜子从车窗递给妻子，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从我妻子的背后冲上前来，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吓坏了，慌忙将头缩回车厢内，随即脱下外衣，又转换了一个座位。我知道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就会面临恶运。果不其然，几个便衣检查人员迅速登上车厢，逐一搜查，好在我若无其事地装着与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认出。可等检查人员下车时，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湿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处置：是下车还是怎么着？我心头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我全家的1200元货物泡汤！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车开了，开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又急又怕，这时一个好心的乘客帮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车逃下了火车。我终身难忘的是那个再不能黑的夜晚。当我一脚高一脚低地摸着回到家门时，妻子‘哇’的一声哭得差点背过气。她告诉我：来搜家的人刚走十几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车站候车室一个房子内受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的罪行交代出来！瞧，那时候做点小买卖有多难！多心悸啊！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屋子出来后，我的后背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时不时地要往后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盯着。妻子劝我说有什么怕的，咱一没偷二没抢，让我再去街上卖袜。我就是不愿去，她偏让我去。最后我只好去，当我战战兢兢提着一包袜子上到街头刚放下正准备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几个‘打击投机倒把’人员像铁面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政策开放，我现在恐怕早已得神经病了，咱义乌人做买卖的开始时期，没有几个不像这样天天是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出外摇‘拨浪鼓’，做小买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