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31]
隋唐之际，李大师人生坎坷，竟有如此崇高的撰述志向，可谓中国史学史上一束灿烂的光华，而李延寿亦堪称唐初史家群体中继承家学的一个典范。
以上事实表明，唐初史家群体由各种人才构成，正是这些不同专长的史学人才汇聚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史学氛围中，充分施展才华和智慧，造就了中国史学上的丰功：赫然流传至今的八部正史。
四、“总知类会”的作用和“监修”的责任
唐初史家群体在30年间撰写出了八部正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总知类会”的作用和“监修”的责任。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关于学术组织工作的做法和经验。
贞观三年唐太宗在敕令修撰前朝史时，除作了明确分工外，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一是“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二是令狐德棻除参与修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这两句话，把这次修撰“五代史”的分工事宜从三个层面上作了周密的安排：第一个层面是“总监”，房玄龄为主，魏徵协助；第二个层面是“总知类会”诸史，令狐德棻负责；第三个层而是各史修撰的具体分工。具体的个人分工，已如上述，这里着重讨论“总知类会”的作用和“总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