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20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下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灝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査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0多年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国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6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进人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的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