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李大钊早年（1916年）曾撰《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写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9]这是充分肯定“民彝”在历史运动中的重大作用。1918年，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一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究竟应当为谁而庆祝：“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10]这些都反映了在李大钊的历史观念中民众占有极重要的分量。1920年以后，他的这种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就是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诠释。
其四，对“历史”的新概括。客观历史是什么，中外学人有不少解释。李大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11]他还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12]他说的“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包含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同“社会”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变革的；第三，它不只指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