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一度沿袭在成都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限制：“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写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出仍取去，门上放出。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出。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80]至于各府、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里。随着形势的稳定，社会生活日趋正常，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如昆明原归都督王尚孔领导的四城督捕管辖，大约一年以后即撤销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县管理”[81]。到己丑年（1649）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82]。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皞之风”[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