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特地声明： “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同年九月，君臣论治，王珪批评了“近代重武轻儒”的倾向，认为汉朝宰相无不精通一经，以经术致治， “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唐太宗听了， “深然其言”。君臣们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儒学自有它的妙用。
《旧唐书·儒学传》序云：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这就揭示了尊儒崇经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君臣贵贱那一套封建等级制度。
正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贞观二年，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又以颜回为先师，按照旧典仪式，两边陈放“俎豆干戚”,加以顶礼膜拜。史称： “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