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信，见者数人，知者亦数人。或曰：“不理他”；或曰：“此信是陈润夫寄与杨彝翁及足下者。”杨滇人，其知四川人数，自不如足下之悉，应由足下自拟一信，致润夫、子钧，言明蜀中京官出京者不过十人，皆未走德州。且尚惠臣观察来信，他省亦无滞于德州者。上海蜀绅何人，乃欲凭空硬断截留二千于山东乎。宜出知单，令乡人勿遽搭救急会船，以免胶葛。窃思此事，由足下经理于先（上海报亦列有兄名），致信润夫、子钧，乃分内当为，并非越俎，何妨急草，由广信通信局代去。[177]
对此函，于式枚如何回复，高枏此后的日记并没有记录。高枏本人此后也曾“作一信寄陈润夫，并拟一电，皆言京官三十余人在京，西赴者十三人，无一至德者，应请拨还京中”[178]。拨往德州之二千金有无拨还京中，《高枏日记》也无记载。其实，单就《高枏日记》所呈现的高枏对于拨往德州之二千金的锲而不舍的追问而言，已充分表明庚子年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远非往日赈济水旱灾民可比。被救援的京官们，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知识水平、判断能力等方面，均丝毫不逊色于援救者。这使得援救者不但失去面对被援救者的优越感，而且稍不注意便会被质疑，乃至被批评。如《高枏日记》十月三十日便有如此记载：“又闻杨莘伯、杨彝卿为救济船事，各赚万余金，各有被骗，大起嫌言。有控之于合肥者。合肥曰：‘若何如此丢脸。’遂怄气而病。”[179]杨文骏、杨崇伊究竟有无借“救济船”之事，“各赚万余金”，已无从查考，但这样一种传言无疑将给救援者以极大的压力。在这场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中，救援者须尤为谨慎和遵守规矩，因为窘迫的境遇使得留守京官们，会以挑剔的目光审视救援者们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