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角度看，无论觉得这是高级黑也好，是真残酷也罢，虽然不落俗套，却难等大雅之堂，仍旧只是一个拼凑的巧事；但从戏剧冲突和人物的设置上，本片做到了精准的精彩，这也是我为什么多加一颗星的原因.     一个家族显赫的变态帅哥，从头作到底，典型的人神共愤型反派；一个做事不按常理却秉持正义的警察得到了一般手下全心全意的支撑；一个被无辜迫害艰辛追歼一心复仇的硬汉最终尸沉大海；一个良心未泯在内心挣扎中执行任务的国安高层.     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戏，拼在了一起，加上赤裸裸血淋淋的凶案，无遗漏的黑遍了朝核四方会谈各方，尤其是张东健的戏份做的最足，美颜之下挣扎的内心，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郁闷，所以最后在香港的一场大杀四方的戏才能如此的酣畅淋漓.     当然片中一些简单粗暴的政治想象也不必太过当真，现实的尔虞我诈远比这复杂恐怖的多.     戈是矛盾的，他鄙视好莱坞又爱上好莱坞制造的金发美女.     理想是复归法国古典主义，让电影死在人物念出戏剧台词的纯真一刻，如影片结尾的车祸之信.     所以古希腊的雕塑也运动了起来，镜头摇摆起来，长镜头也跟着道德追踪.     电影是革命的艺术，是对运动的感知，革命运动不能与希腊古典共存.     妻子因为蔑视跟美帝制片跑了，而美帝制片又是编剧蔑视的对象.     戈达尔把自己理想化的武装成了堂吉诃德，他要干掉被你偏执化了的敌人好莱坞，所以结尾是自然的车祸而不是枪杀的嫉妒.     戈达尔的电影就是生活，你也不妨把它看做是工作与爱情不可调和之后就搬上了大荧幕的反思之作.     影片中的戏中戏也很有意思，用导演的话说，艺术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现实这一过程.     在奥德赛归乡与被妻子抛弃以及电影之死（我指开头那种葬礼的感觉）生活与拍摄电影以及看电影交相呼应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     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